殷墟在历史上原本名为“北蒙”，是商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国都。当时的商人将其称作“大邑商”，这一称谓展现出它作为帝国政治与文化核心的地位。后世人们因朝代更迭，才将这片遗址称为“殷墟”。自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都至此以后，殷墟便作为商朝的都城存在了长达二百七十三年之久，占据了整个商朝近一半的国祚。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继位后，为了增强军事防御，还在殷墟南侧扩建了战略要塞沬邑（也就是后来的朝歌），并将其设为行都，以分担首都的职能。
至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姬发借口“殷有重罪”，率领三千虎贲和四万五千大军东征伐纣。牧野一战，纣王兵败自焚，延续五百余年的商王朝就此覆灭，取而代之的是周人建立的镐京。昔日的大邑商，也在战火与政权更迭之下沦为废墟，被后人称作殷墟。
展开剩余73%1928年，殷墟迎来了系统性的考古发掘，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研究历史。考古人员在此清理出超过一万座墓葬，其规模之大，足以显示当年国都的繁盛景象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墓葬延续与分布情况，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期对应商王武丁早期，第二期延续至祖甲时期，第三期为廪辛至文丁阶段，第四期则对应商末的帝乙与帝辛（即纣王）时代。换言之，殷墟四期的遗存，正是窥探商朝末世社会风貌的最直接证据。
然而，通过考古发掘所揭示的事实，与传统印象中“衰败混乱的末世王朝”截然不同。首先在墓葬方面，殷墟第四期墓葬数量远远超过前三期的总和。仅在西区、孝民屯、大司空、戚家庄等地，第四期墓葬的比例便超过六成。这直接说明，纣王父子统治时期，国都人口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达到了顶峰，社会经济水平也随之显著提升。墓葬分布和规模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，当时自由民数量居首，其次是奴隶与军队，而王室与贵族所占比例最少。
其次是建筑遗迹。考古发现显示，殷墟第四期族邑聚居区出现了大规模“四合院”式建筑群，其数量之多、格局之整齐复杂，远非此前的半地穴式建筑可比。同时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家族墓地之间空白地带逐渐减少，土地利用率显著提高，而其根本原因正是人口的不断增长。
第三是青铜器的出土情况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认为商末青铜器造型简单、器壁变薄，是国力衰弱的表现。但殷墟第四期的发现颠覆了这种认知。考古证据显示，那些薄壁青铜器实际上是随葬的明器，而真正的礼器则在工艺上出现了革新。它们体量更大、壁厚坚实、造型新颖、纹饰繁密。甚至此前认为起源于西周初年的华冠凤鸟、方座器等新式礼器，在殷墟四期遗址中已发现陶范，证明这些创新最早出现在商末，而非西周。这种铸造水平与艺术风格的突破，背后正是强盛国力的支撑。
综上，殷墟第四期展现的社会面貌，繁荣昌盛而非积弱不振，与《牧野之战》中周人描绘的“纣王昏暴、民心尽失”形成鲜明对比。周人文献中一方面记载纣王大军临阵倒戈，武王一夜之间便灭亡了商朝；另一方面又称此战血流成河、俘虏无数，前后矛盾。更关键的是，牧野之战时，商朝主力军队远征东夷，国都兵力空虚，周军趁机奇袭才得手。由此可见，商朝的灭亡并非完全源于自身腐朽，而是由于偶然的军事与时局因素所致。殷墟考古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实的末世商朝，它并非一片颓势，而是在兴盛中突然被外力击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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